何女士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，她擅长的项目中可能是经济方面分析的比较透彻。但是这个社会现象如果以法学的角度观察，会有不同的理解。大坏蛋、小坏蛋、无辜者、受害者都是社会的不同主体，他们不同的行为形成了一种事实的规则。
不管主体是否愿意接受，规则都是事实存在的。例如强者给弱者制定规则，只准强盗殴打弱者，不许弱者打击强盗；如果弱者只是哭啼、或者求饶、或者叫骂、或者逃跑、或者到强盗那里控告上访，那么强盗制定的规则就是事实的规则；但是如果弱者还手了，甚至反手把强盗殴打了一顿，甚至夺刀把强盗给杀了，那么规则就变成可以相互使用暴力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，也不管你是否把弱者抓去坐牢或判决任何罪名，这都是事实的规则。
做坏事是因为有利可图，并不是横店影视城或好莱坞洗脑片说的那样因为坏人傻，坏人多数很聪明。让做坏事的人受到奖赏，那么这种规则就是鼓励做坏事，可能是某个社会环境需要坏事。例如一个民族如果威胁整个人类种群，只有这个民族被毁灭才能保证人类种群的延续，否则人种会被生物圈淘汰；这么民族要么被其他民族消灭，要么自己社会圈子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或规则造成自我毁灭。
既然做坏事有利可图，而做坏事又会伤害他人利益，那么要保护他人利益就要建立不允许做这种坏事的规则，这样规则就限制了部分人的权利。
在极端情况下，例如中国。除了共产党的每个人都是损人利己才能生存，在这种人人相害的规则中，限制甚至禁止部分人做坏事，无异于杀害他。郭文贵也是坏人，是房地产奸商，我却不谴责他，正是因为只谴责郭文贵而不谴责其他奸商，这对于郭文贵很不公平，但是郭文贵不可以此证明自己是好人。
香港的交通规则好像是靠左行走，如果某人不遵守这种规则就会妨碍他人通行权；但是海量的大陆人去香港后都是靠右行走，如果香港人继续遵守规则，就会出现无路可走的困境，这种情况中再要求香港人遵守规则，就是实质性的不让人走路了。
撇开规则不顾，我们再分析文章中的人。那位签署处决犹太人命令的德国人，他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下去，犹太人已经不是他们的同类；中国的五毛、自干五、刑场刽子手警察，还有在缅甸欺负当地民族的云南人，他们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，但是在没有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情况下，伤害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规则，他们就共产党当作不可改变的父亲，认为这是自己的命运，无论做多少坏事都要讨得“父亲”的认可。
1.发现问题，才有可能解决问题。
2.发现问题后，我们要试着分析，不要抱着跳大神的侥幸心理，认为别人无所不能的人是因为傻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人多数坏。
3.法学角度观察这些现象，了解这些事造成主体间的相互作用；用数学的方法建立解决问题的模型或公式，首先确定一些类似的小模块，然后寻找或建立一些公式或定理，再建立解决问题的模型。为了避免错误或发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要有理科思维，将可能出错的地方标记，方便自己继续思考并排错，也方便别人帮助自己发现错误。这可能不符合语文规则，造成文章混乱，但是一旦发现价值，就可以进一步付出心血，整理成文章发表，让人容易阅读并理解，但是实际价值并不如自己解决问题时写下的那一堆狗屁不通的原稿。
另外我们处境不同，可能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，这是生存的必然。
她的原文网址在：
https://heqinglian.net/2013/06/17/dictatorship-follower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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